在北京的一所普通民房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墙上倒映出一个中年男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身影，还时不时地坐起来走到外屋的桌前，
自己离那个一直魂牵梦绕的发财大梦仅差一步之遥，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这躺不下也睡不着的，脑海里一直重复着自己明天的每一个细节步骤，以求做到万无一失。
一个中年男子推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大门，径直走进了行长秘书室，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室的，来给行长送急件，把手中的公函放下，催促秘书抓紧时间交接，随后便离开了。
但是那天下午行长不在，有事外出了，秘书看了公函上的内容，这可吓了一跳，只见上边写着：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防止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2、要拾元票；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事关重大，不敢怠慢，秘书抬头看到此时已经5:55了，距离这公函上要求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20万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这还得到分行去筹款，打包好送过去。
刻不容缓，秘书也未曾起疑，便急忙来到了银行计划研究局王局长办公室，王局长见了公函内容也十分紧张，通知所有人先不许下班。
可是这20万毕竟不是小数目，王局长起了疑心：这么多钱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走手续呢？
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王局长办公室，那头的人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室的：“是否受到了交办件，如果收到请抓紧时间办理，不要耽误了规定时间。”
这下，王局长的顾虑彻底消失了，一时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支行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清点钞票，捆绑打包，足足装了两袋现金，马不停蹄的送往了民族饭店，进入民族饭店大厅的时候，工作人员抬头看表，刚好七点，心想着还好没误事。
只见民族饭店大厅里一个身穿藏青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的中年男人朝工作人员走来，问道：“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吧。”
工作人员看完介绍信后，拿起一旁的收条，收条上没有任何公章和签名，感觉就凭着这一张白条就把这20万交给他有些不妥，便说道：“要不把这收条上也打个公章吧。”
赵全一谎称：“走得急，就没来得及带公章，要不你们把这介绍信一并拿走吧。”
就在工作人员放心离开以后，这笔巨款可并未出现在所谓的“西藏讲经会”上，而是被这个自称“赵全一”的中年男人抬上了一辆自行车，随即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周一这天早上工作人员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问一下上周那20万巨款该如何下账，便拨通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那头听得一头雾水，说总理根本就没下达过什么拨款20万的批示，这下可让中国人民银行这边的工作人员吓出了一身冷汗。
工作人员连忙确认说上周有个人拿着公函、介绍信、批示、收条从银行拿走了20万，国务院那边也是反复核查了后，确定告知绝对传达过这样的命令，而且还称总理办公室压根没“赵全一”这号人。
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像晴天霹雳一样打在每一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身上，堂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个骗子耍的团团转？
要知道这被骗的金额在当时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当年一户普通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1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几十块钱，这20万对普通家庭来说听起来就像是个天文数字。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大发雷霆，要求公安部抓紧时间，动员所有力量限期破案。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接到命令后，立刻展开部署，成立专案组，分析了案件的严重性和影响力后，决定兵分三路同时作战：
一、派人去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警卫室、传达室、秘书室等一切和诈骗分子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摸清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
二、派人去民族饭店，一路人马走访大堂服务人员、案发时的进出人员以及和收款人密切接触过的银行工作人员，另一路人马立刻封锁从民族饭店发散出的交通路线，处境路口和各处邮局，防止赃款被转移。
三、把目前收集到的物证送往技术鉴定部门进行痕迹检验，看是否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就在所有公安人员忙得焦头烂额时，3月24日深夜，北京的一处民房的院子里时不时传来阵阵烧东西的油墨味，这一烧就是一整夜。
在工作人员把物证送到技术科后，首先说这装公函用的信封，经技术人员化验后，结果显示这是1959年生产的棕色牛皮纸信封，属于二次使用信封，把原来的字刮下去了。
技术人员想着能否用显微镜或红外技术还原原来的字迹呢，这样有利于缩小侦察范围，可是很遗憾，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其次技术人员就化验了犯罪分子书写用的墨水和印油，查到了牌子、年份和生产厂家，但是当时北京很多单位都在用，根本无从下手。
第一点不知道是出于紧张还是什么原因，这个人把“赵全一”写成了“赵金一”，按道理，正常人就算在紧张的情况下也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所以工作人员推测这个“赵全一”并非他的真名。
第二点就是把“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人民币20万”中的“人民币”写成了上边一个人下边一个巾，当时技术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人民币”的简写方式一半是会计部门或者财务部门的人员常用的。
开头说“主席办公室来电话”，一般人根本不会怀疑，而且借着“西藏讲经会”的由头，当时西藏平叛可是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又说明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纪录片”，这就顺理成章的加了两条批注，“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造谣，统一用不连号的拾元旧币”，这样一来就方便他花出去。
随即又检查了信纸的材质，发现该信纸用的是十五行横红格纸，在信纸中缝处有两个横线，这是装订线，中缝的图案是“鱼尾纹”样式，但是自从1956年公文的直排改为横排后，再也不发行中缝带“鱼尾纹”的纸张了，市场上早已不流通，目前也只有国家机关内部在用。
技术人员来到国务院对存档的信纸进行逐个排查，因为中央各机关的各个部委所用的公文纸都各不相同，十几个人一起翻，翻到“外贸部”的时候觉得这信纸跟案件中所用的有点像，于是公安人员把目光锁定在了外贸部。
在技术科同事仔细查验物证时，外部办案人员决定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力量寻找线索，向社会公布了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希望大家能踊跃提供线索。
一呼百应，那段时间群众走在路上时常盯着穿中山装的人看，本来很平常的打扮，在那个非常时期简直成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形成了“满城争抓赵全一”的盛况。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当年公安部收到的线件之多，虽然赵全一还没抓到，但是警方还是收获了不少意外之喜，在这些线索中，竟破获了当时的他类案件169起，有很多犯罪分子迫于人民群众揭发的压力，纷纷到公安局自首。
1960年4月初的一天，一位公交车女售票员来到公安局反映，自己在上午工作的时候发现了车上的一个可疑人员，年龄相貌都与公布的犯罪分子很像，鬼鬼祟祟的，神情很不正常，于是就一直注意着这个人，这人下车后，见到他径直走进了外贸部。
事不宜迟，办案人员立刻前往外贸部进行调查，但是外贸部人员众多，又怕打草惊蛇，于是工作人员决定从笔迹查起。
调出了外贸部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一个一个用肉眼比对，一个晚上过去了，看了一百多份，没有任何发现，难道这人不是外贸部的？
第二天一早，保卫科科长就送来一份名叫王倬的档案，当时的痕检人员看了笔迹后笃定地说：“就是他！”
翻开这份档案的登记表，一行字瞬间映入办案人员的眼帘：“化名：赵全一”，至此，基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就是眼前档案的主人——王倬。
侦查人员迅速把这一重大发现反映给冯基平局长，冯基平局长并未立刻下令实施抓捕，因为此时还不知道赃款的去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同伙，贸然抓人的话，万一他的同伙情急之下销毁了赃款，这是无法承受的。
商议后决定首先展开外围调查，走访王倬的同事了解情况，有同事反应1960年3月18日，也就是案发那天，王倬没来上班，说是要带母亲去医院看病，可是调查了医院的记录后，发现王倬那天根本就没去医院。
也有同事提出了王倬近一段时间的异常反应，时不时地发呆，一有什么动静就反应很大，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
王倬家的邻居也反映最近王倬家的院子里老是一直在烧东西，那油墨味直呛得人受不了。
原来，王倬把这钱骗回去以后，本以为自己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贵日子，殊不知，回到家以后他是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愣是一张都没敢花，王倬的母亲对此事心知肚明，母子两人也就只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过过眼瘾。
作案后，王倬把作案工具、穿的衣服全都烧了，可是每天看着外边声势浩大的调查队伍，总觉得下一秒就会有人出现在自己家把他人带走，在濒临崩溃的心理防线下，他决定——烧钱！
于是在把钱骗走后的3月24日开始，几乎每天晚上都往自己家的那个小炉子里成把成把地倒钱，但是当时由于银行准备得急，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筹集到那么多的拾元旧币，其中5万都是壹圆、贰圆和伍圆的面值。
就算每天晚上烧，那个小炉子才多大点，所以到办案人员来到王倬家蹲点的时候，还有大部分赃款没有被销毁，只烧了2000多元，为了防止王倬继续烧钱，在4月4日凌晨的时候，公安部门决定立刻对王倬实施逮捕。
抓捕人员跳进王倬家的院子，抽开门闩，打开院子的灯绳，把正在角落的王倬抓个正着。
在王倬家的垃圾堆和炉子里发现了人民币残片，经鉴定这正是银行丢失的钱款，这下人证物证俱在，随即把王倬带回公安局，审讯时王倬拒不交代欠款去向，而且在交代踪迹的时候，特意避开了18号那天，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赵全一”这个名字。
面对王倬说什么都不开口的行为，冯基平局长第二天带人去往王倬家，希望在现场发现点什么线索。
其中一个随行的工作人员原来做过地下工作，十分敏锐细腻，她观察到王倬的母亲时不时地看向门外的一处地方，看似不经意地抬头，但每次眼神都锁定在一处。
她立刻让工作人员去那片空地上检查，没过一会，就在地下挖出了丢失的巨额钱款。
现场人员立刻把这一发现报告给审讯室的工作人员，审讯员说了一句话让王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埋得并不深啊。”
王倬听完，便认罪并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至此，震惊全国的这起特大诈骗案终于告破。
在1960年4月28日王倬的供词中我们发现，他犯罪起因竟是因为从解放前就一直做着一个发财大梦，幻想一朝暴富，但由于自己资金能力有限，一直难以过上自己向往的挥霍无度的生活。
直到1960年，周总理在外贸部传达了一个外贸计划，他发现周总理什么都管，就动了这个利用总理签名的歪心思。
而且早在1949年，他就在过年期间看杂技的时候，发现了周总理在墙上的题字，就临摹了下来，回家反复练习，不成想还真让他给用上了。
1960年7月28日公开审判这一恶性案件，王倬犯反革命诈骗罪，判处死刑，王倬母亲犯包庇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
王倬的母亲常在他耳边念叨“宁养贼子，不养痴儿”，潜移默化中让王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说实在的，还是脚踏实地得来的东西最安心。